“对,他已经坐车回去了。”
送走了祝吉祥后，祝婴宁返回许思睿家，总算找到了时间和刘桂芳通电话。
电话刚开始是刘桂芳主动打来的,借了邻居家的手机打了好几次，由于祝婴宁不在,每次都是许思睿接。刘桂芳对他态度复杂，怨恨他拐走自己女儿肯定是有的,但碍于他资助人的身份，又不好把话说得太难听,只能低声下气地求他劝祝婴宁回老家，顺便向他打听祝吉祥的下落。
许思睿每次都回答：“她不在我这,等她回来了我再让她给你打电话。”至于祝吉祥的话题则选择性无视了。
如此拖到了祝婴宁回来那天。
“祥弟今天上午买的票,应该要晚上很晚才到了，我估计他会直接回县一中,你要是担心,明早可以打个电话去他们学校。”祝婴宁说。
“欸,欸。”刘桂芳在那头应着,由于刚刚哭过，声音还带着鼻音，“那你呢,宁宁？”
她说：“我留在这里。”
未免刘桂芳不明白，她直白地解释,“祥弟连家务都不愿意做，他留在北京，也不会打工给家里寄钱的。靠他维持我们全家的生活，我们迟早得喝西北风。”
刘桂芳心里其实也隐隐明白这一点，此刻被祝婴宁点出来,唯有沉默应对。
“他周末回家，该做的家务就让他做。
阿妈，我知道你辛苦，可你的辛苦不完全是别人造成的，是你自己不放过你自己。你不愿意让祥弟承担他那一部分职责，而是替他扛了，所以他的心才会那么飘，所以你才会这么累。”
“可他毕竟……”刘桂芳情不自禁想辩解，说到一半，又觉得无从声辩，叹了一口气，“唉……我知道了。”
挂断电话以后，祝婴宁没有马上放下话筒。她听着里面传出的连续不断的忙音，心中五味杂陈。
偶尔有些时候，祝婴宁觉得自己阿妈是个强势的女人，当有人触犯了她脑海中根深蒂固的金科玉律，她总会奋起维护那些铁则，可绝大多数时候，阿妈又表现得软弱没主见，像没有根的植物，只能牢牢抓住她的丈夫和孩子。
说她重男轻女吗？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就算祝婴宁再不想面对，经历了这些事，盖在重男轻女上的遮羞布也已经被一双无形的手撕得粉碎。
可真要说刘桂芳是什么恶毒至极的人，她也无法下此结论。
刘桂芳没有正经上过学，只在十岁那年读过半年夜校，学习简单的数字和拼音，学到买菜能算账、去便利店能分清酱油和醋的程度就没有再学了。
二十岁那年，她嫁给文化程度和她不相上下的祝大山，二十一岁时生下一对龙凤胎，村里人人都说阿芳的肚子真争气，一胎儿女双全，省了多少力气。那段时间是刘桂芳最风光的时候，也是她出生以来唯一一次获得那么多称赞。
可没高兴多久，现实的难题就接踵而至。
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总要吃奶吃饭吧？为了养家糊口，祝大山不得不外出打工，留下刚刚生育完的刘桂芳独自一人在家拉扯一双儿女和一对公婆。
带小孩本来就心力交瘁，带龙凤胎小孩尤甚。也许是同胎间的心电感应，也许仅仅只是因为位置挨得近，容易相互影响，总之——只要其中一个病了，另一个不出两日，必然也会患上同样的病，只要其中一个哭了，另一个无需多时，也会跟着嚎啕大哭，只要其中一个饿了，另一个肯定也嗷嗷待哺。
孩子一闹，生来喜静的公公就要发飙，骂她是蠢儿媳，连孩子都带不好。婆婆也会在一旁附和，说自己当年连生四五个小孩都不至于像她这般手忙脚乱，再慨叹一下年轻人真是一代比一代不能吃苦，公公点头，深以为然，紧接着又催婆婆煮饭。
日子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
等孩子们大到可以上学了，祝大山特意请长假回了趟家，开始商讨孩子们上学的事。
那时村里的人仍处于半醒未醒的状态，很多人听说外头在宣扬男女平等，女孩也该接受义务教育。大多数人觉得这是无稽之谈，女儿终归是要嫁人的，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供她上学有什么作用呢？还不如留在家里种种田，帮忙带带弟弟，在嫁人前尽可能发挥出劳动价值。
上头派人下来给村民做思想工作，结果多说多错，支书甚至被村民用粪铲打了出来。
思想工作做到祝婴宁家时，支书语重心长：“大山啊，你是在外头跑过的人，你跟村里的人不一样，你肯定知道城里的女孩都跟男孩一样上学念书。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只有跟上大城市的思潮，我们山里年轻的这一代才有可能走出深山，才有可能变得越来越好。”
从天亮聊到了天黑，烟抽掉大半包，飞虫萦绕于灯泡旁，支书嘴唇都起了燎泡。终于，祝大山点了点头，说：“就让宁宁跟着祥儿一起上学吧。”
刘桂芳愁极了，拉住自己的丈夫到一旁说小话：“你可想清楚，我们家里这点积蓄只供得起一个孩子啊。虽然支书说公立的学费便宜，可是再便宜那也要钱吧？还有买书的学杂费……”
“能供多久供多久吧，供到实在供不起的时候再让宁宁出来打工。”祝大山打断她。
那段时间公婆催生催得厉害，觉得祝婴宁和祝吉祥都大了，是时候再添个二胎三胎甚至四胎五胎了。刘桂芳吓个半死，聊完上学的话题，便和丈夫抱怨起公婆催生的事儿。
谁知祝大山说：“是该多生几个。”同辈人里好多都有了三五个孩子，就他只有两个，每次聚会，他都觉得抬不起头。
刘桂芳恨得要把一口牙咬碎，心想不是你生不是你带，你个屌.毛只出根.屌，当然无所谓，可这话不好说出来，她眼珠一转，趁支书还没走，忙说：“支书，我听说外头都在宣扬计划生育，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是不是有这回事呐？”
支书大喜，赞道：“没想到你们两口子思想都这么先进！是啊，是有这一回事，现在国家人口基数大，为了未来就业着想，都在提倡少生优生呢。我看你们家就很好，一胎有儿有女，只要花费精力，好好培养这两个小孩，将来不愁他们不成精英。你们一家就是村子里的先进模范。”
后来他又洋洋洒洒说了一大通话，解释啥是精英，啥是资源调配，要把家里有限的资源倾注于现有的孩子，只有这样，每个孩子平均获得的资源才够他们成长为龙凤，多生只会造就贫穷。祝大山听得云里雾里，只知道自己被支书架到了极高的位置，一个山村土著活生生被夸成了思想大儒。
架得高了，面子也受了，人便下不来了。支书一走，祝大山沉吟许久，对刘桂芳说，好吧，我觉得支书说得也有理，这样，你随我去外头打工，一起给小孩挣学费，你在城里找家医院上个环，咱就专心培养家里这两个小孩吧。
于是那天晚上，祝婴宁家拍板了两件事，一是供两个小孩读书，二是刘桂芳随祝大山去城里打工。
这两件事对村里来说都是石破天惊的大事，村民纷纷上门劝阻，一则说，女孩怎么能去念书呢，你们家的农活咋办？二则说，女人怎么能外出打工呢，你们家的公婆谁来侍奉？
祝大山便叼着支书给他的烟，手背在身后，高高在上地说：“这你们就不懂了，我们是紧跟时代思潮，至于我爸妈，他们有手有脚，难道能在家里饿死不成？”
有了祝大山家这个先例在前，思想动员工作才算有了突破口，后来支书携着其余干部继续努力，终于说服了越来越多的人家将女儿送进小学读书。
至于能读多久——这就没人能保证了。
世事总是不能尽如人意，在刘桂芳随祝大山外出打工的第五个年头，公公干农活时脑出血去世了，婆婆也莫名其妙中了风。一时间，村里舆论四起，都说会有今日的结果是因为祝大山当年错误的决策，他把媳妇带走了，害得公婆没人照顾，这是不孝的体现。又说祝大山的爹可怜，操劳半生，怎么生出这么个不孝子。
祝大山气急败坏，无法对自己撒气，无法对村里人撒气，更无法对死掉的爹撒气，只能将气撒到刘桂芳身上，将她赶回了老家。
从此刘桂芳便住在老家侍奉婆婆，一年复一年。
她的父母当然思想愚昧，祝婴宁想。
但是设身处地站到他们的处
境里，又会发现他们曾经也是愚昧环境里难得的“先进”标兵。这“先进”当然远远比不上真正的先进，可他们已经在他们极其有限的认知范围内做出了他们所认为正确的选择。是生长环境决定了他们先进的上限，又无限拉低了他们落后的下限。
一个从小生长在重男轻女环境下的人决定将女儿送去读书，和一个从小生长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环境下的人决定将女儿送去读书——结果乍看相同，个中艰辛却无法放到同一杆秤上衡量。
那天祝吉祥在火车站的眼泪，祝婴宁并非无法共情。
恰恰相反，其实她也曾在夜深人静时躲在被窝里偷偷想过，如果祝大山和刘桂芳生长于城市，他们家会不会就不用遭受这些苦难了？会不会她也能得到父母完整的爱？
可惜没有这种如果。
她的阿妈并不怎么爱她，但究其根源，是因为阿妈也没学会爱自己。
连自己都不爱的人，又怎么可能去爱与自己同一性别的女儿？
她当然对父母有怨，可却无法对他们产生恨，尤其是刘桂芳。
恨太重了，她只是觉得伤心和遗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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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一天就开学了，开学前，祝婴宁把寒假遗留下来的事一一扫了尾。
首先要找许正康道歉。
他讲究一种长幼有序的尊卑，她的失约和祝吉祥的冒犯毫无疑问让他感到非常不快。这股不快持续到祝婴宁对他说“许叔叔，给您添麻烦了，不好意思，我保证这种事绝不会有下次”才缓和了一些。
他发挥长辈的权威，训了一通“你们这些小孩就是学生思维，做事想一出是一出，从没考虑后果，也没有考虑别人的时间成本，你们也老大不小了，该培养自己守信的观念，不然以后谁敢和你们做生意”之类的话，才赦免她离开。
接着要去祝知微店里报到。
她去的时候，得知伊伊和Emily已经在店里工作了好几天，深感抱歉，她们却说没事。
中午休息的时候，两个人还兴致勃勃地把她拉到了角落里，说要跟她分享一个大八卦。
她对八卦的兴趣并不很浓，但不好拂了她们的热情，便配合地问了句：“什么八卦呀？”
本以为是明星八卦之类的，结果伊伊告诉她：“我发现……”
她故意停顿了一会儿，制造出吊人胃口的时间，直到Emily笑着打了她一下，才将后半截说出来，“店长有男朋友了！”